1935年，广州。珠江上永远浮着一层薄油，烂菜叶、死老鼠、橘子皮，跟着潮水在码头桩子间一拱一拱地打转。海珠小港不是大码头，来往的多是疍家艇和运菜的小货船，挑夫们光着脚踩在发烫的青石板上，扁担咯吱咯吱响。

没有人注意到巷口那一间裁缝铺，门面不过二十平方，门板上斑驳的黑漆掉得差不多了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筋。铺子没有招牌，只在门楣上挂了块木板，用火钩子烙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：苏记裁缝。那是十年前的时了铺子的主人姓苏，叫苏连生，少年生得白净，骨架还没完全长开，肩胛骨隔着竹布长衫都能看出清晰的轮廓。他是前年才到这一带的，来时人瘦得像一根劈开的柴，沉默寡言。左邻右舍偶尔议论，说这个小苏师傅手艺不差，改衣翻新、盘扣锁边，手稳得不像个半大孩子。

他从不与人起争执，但也从不于与别人走的很近。隔壁卖豆腐的九婶给他端过几回汤，他道了谢，第二日必定回赠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布头。铺子前店后屋，穿过一道窄窄的过道，后面是一个小小的院子。天井里铺着碎瓦拼的十字纹，四角长着青苔，但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一根杂草也无。院子围着四间小屋：一间伙房，一间澡房连茅厕，二间卧房。伙房里支着一口单灶，灶台边一张矮桌，桌上常年搁着半罐豆豉、一块老姜、一小碗粗盐。澡房用杉木板隔成，里头一只木桶，桶边沿磨得发光，墙角是茅厕，挖的蹲坑，用草木灰盖着，倒也不臭。青砖墙很厚，是前朝的老砖，砌得密实，夏天晒不透，冬天寒风也打不进来。少年在每个黄昏关了铺门之后，都会给灶王爷上三炷香。灶王爷的神龛就在伙房灶台的上方，红纸写的牌位已经被油烟熏成了深褐色。他上香的时候膝盖跪在一块蒲团上，脊背挺得很直，双手合十，嘴唇微动，却从不发出声音。没有人知道他向灶王爷求什么。也许只有灶王爷知道。也许灶王爷还知道另一件事——跪在少年膝盖底下的那块方砖，和地面其他方砖不一样。这块砖的缝比别的略宽，能看到边缘有撬过的痕迹，被重新填了细沙，抹了灶灰，天长日久，不仔细趴在地上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方砖下面，是四千块银元。四千枚光绪元宝，还有三封没拆过封的湖北银锭，裹着油纸，一层一层码在上好的檀木箱里。箱子是少年亲手打的，燕尾榫，没上一根钉子。

这个事父亲告诉他的，父亲埋这个银元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挖到后半夜。他大哥在码头被日本人用刺刀挑开了肚子。他娘抱着小弟跳了井。二姐呢？二姐被掳走了，至今不知道死活。偌大的苏家，一夜之间就剩了他一个人。他本来连自己也活不了的——是大宅的陈管家把他按在马桶后面，死死捂住他的嘴，直到外面的惨叫和狞笑都静下来。第二天凌晨，他爬出废墟，在那棵被劈掉一半的老榕树下挖出了这三封湖北银锭。管家埋的。管家死了。没人知道了。他带着这三封银锭，像一只拖着巨壳的蜗牛，从佛山一步步挪到了广州。他没有投奔任何亲戚——亲戚也许还活着，也许没有，但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句话他一直记着：落难的时候，就去广州海珠小港的那叫裁缝铺，那里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地段不算好，但胜在隐蔽，巷子深处，大路上的人一眼望不进来。青砖瓦房，够结实，够安静。苏连生点起伙房里的油灯。灯火被从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一抖一抖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一个摇摇晃晃的巨人。伙房的灶台上，罐子里除了豆豉和老姜，还有一小块用盐腌着的猪肉。每半个月才炒一次。平常的日子，就一碟豆豉，一碗白粥，或者一盆糙米饭。他吃得慢，嚼得细，把每一粒米都咽干净了才起身。在苏家大宅的时候，他是从来不用自己添饭的。现在他不添饭，是因为米缸里的米，每一粒都是自己挣的。铺子生意淡，一个月能接十来单就算不错。他做得仔细，每件衣裳改完都要用熨斗反复烫平，线迹笔直如画。熟客渐渐多了。他收钱的时候总是低着头，轻声说一句谢谢关照。那一夜，苏连生照例在伙房里上了香，跪了很久。他跪在那里，不是求富贵，是求活。活下去。像一个人一样活下去。像苏家的儿子一样活下去。他要重新立业。不是重建那个被大火烧掉的苏家大宅，而是在这间不起眼的裁缝铺里，一针一线地，把自己和“苏”这个姓重新缝进这片土地里。